历史故事

王光美:我与少奇从相识到结婚没有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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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曾有过次婚姻,他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刘少奇与王光美相识时,刚刚从几次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与高雅、秀美的王光美的结合,无疑使他那颗疲惫、历尽沧桑的心灵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所。

王光美,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时曾获全额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原子物理博士。在延安和美国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使她日后结识了刘少奇并结为伴侣,最终成为国家主席的夫人;也是这一选择,使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都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并与丈夫共同经历了艰难的世事风雨。

记者:与刘主席相伴的几十年里,您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你们俩在最艰难的时候,心心相知,相依相携,患难与共。你们的爱情被叫做世纪经典爱情。您和刘主席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和谈破裂后,我去了延安。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老总,朱老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缘分。

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我记得有一天,王炳南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还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后来到了少奇那儿,他那儿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很小的梨给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时候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少奇就很感兴趣地问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所谓谈恋爱也没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时我还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知识分子,当时还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浪漫,说一些喜欢之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实实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我想,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你们两个年龄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近,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从内心讲我特别尊敬少奇。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后来在他找我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观察什么都特细,我越来越佩服他。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记者:嫁给一个年龄比你大很多而且还有孩子的男人,您父母怎么看待这桩婚姻?

王光美:我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因为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作主张。不过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其实我对婚姻的看法大概也受了我母亲的影响。当初我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亲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

在我母亲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待子女,没有什么亲生不亲生之分。甚至对非亲生子女,还要照顾多些。我大哥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母亲让我们弟妹们轮流念书给他听,大哥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对我们来说真是枯燥无味,但母亲坚持要我们那样做。为了方便大哥去商务印书馆,母亲特地为大哥订了一辆包车。二哥、三哥也非母亲所生,但母亲还要资助他们留美。所以在这方面我母亲是我的榜样。我和少奇结婚时,他已经有孩子了,相比别的中央领导家,我们家人口是最多的。那时候我们家有大儿子允斌、大女儿爱琴,还有弟弟毛毛,他们是何宝珍烈士和少奇的儿女,中间还有涛涛、丁丁这两个小孩也不是我亲生的,然后底下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大大小小一共个孩子。这么一大家人团聚在一块挺不容易的。少奇一心做工作,家里他不管,就交代原则,具体的由我来照顾,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但也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爱琴,是她从苏联回来。当时少奇去苏联把她带了回来,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站在车门上,我看见了就过去说,你是爱琴吗?那时爱琴在苏联待得久了,已不会说中国话。而且穿着洋装,少奇同志不太愿意子女弄得很特殊,我就带她做长裤子,经常领她去做衣服。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一说,可爱琴很感动。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都去看过我。我从监狱出来,爱琴马上就去见我。总之我们这一家人还是非常和睦团结的。(加我爱故事网微信:aigushi 分享精彩好故事文章)

本文选自真情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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