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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是驻扎×省×部队坦克师二团的一个搞宣传的干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绘我即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你知道，小孩子们上学都是最爱听到下课铃的。你想想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惭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
这位
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决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他是县城看书最多的人，可他也没读过这么一个故事。
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绘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
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宇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疯疯癫癫。
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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