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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一种婚姻制度，就是一个男人可以娶无数个妻子,只要你有那个能力。其中有妻妾之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老婆小老婆。
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从春秋战国以后，已逐渐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那么，在一夫多妻的情况下，这些男女是如何过性生活的呢?
一夫多妻，主要是在奴隶主、贵族、官僚中实行，他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女奴，但那和婚姻无关，女奴连妾也算不上，只是供男子发泄性欲、玩之即弃的工具而已。
多妻的情况，在当时的民间有，但不普遍，即使有妾，也不会多，而那些帝王、贵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规定，如《礼记·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周礼》云：“内宰以阴礼教六宫。”
到了春秋战国时，国君的妻妾更由百数十人增至数百数千人。《孟子·尽心篇》云：“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可见，这一时期帝王贵族的多妻及纵欲已很严重了。
周代开始建立礼制，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那时，人们喜欢以天体、阴阳、历数来决定事情的顺序，连后妃和帝王贵族同房的顺序也依照月的阴晴圆缺来决定。月亮每月从初一到十五会逐渐满盈，而后十五天则逐渐变缺，根据这个规律，从初一到十五，是由地位较低的女子开始进到地位较高的，而从十六到三十，是由地位较高的逐渐安排到地位较低的。
具体情况是：一日到九日，八十一御妇，每夜轮九人;十日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十三日轮九嫔;十四日轮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嫔;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御妻，每夜轮九人。这种硬性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后妃争宠，实际上有的天子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这种规矩办事。
另一种说法是，皇后每夜都要和天子同房，每隔五日休息一日，这时才由其他嫔妃递补空缺，因此九个嫔妃要经过四十五天才能轮完一次。世妇以下的妃子则必须随着九嫔一起侍候天子，而不能和天子单独相处。
这种五天一巡的制度也被周朝时的各诸侯所袭用。诸侯共有九个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还分为甲、乙、丙、丁四组侧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两个侧室相伴。通常的情况是，岁以下的侧室才有和主君共寝的权利，因为这种女性还有怀孕的能力;岁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寝了。但这只限于侧室，夫人(正室)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昼夜相处，同进同退。
大夫只有一妻二妾，以三日为一轮;而士族只能有一妻。妻和妾的资格有严格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妻子可以从晚上一直陪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则必须在深夜时分等主君睡着后即行离去。
由于天子和后妃同房的顺序较为复杂，就产生了一种称为“女史”的官来掌握。女史会让嫔妃们戴上金、银、铜等不同质料的戒指，借以明确身份和识别服侍天子的顺序;同时，把她们的日常言行举止记录下来，作为日后递补时的参考。嫔妃们在月经期间，必须在脸颊两侧涂上红色，以表明自己的生理状况。有人考证，由于后来人们觉得两颊涂红的女子比较美丽，就逐渐形成了涂胭脂的习俗。
古代一夫多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媵、妾制。
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期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尸子》书中推测尧嫁二女于舜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大致可信。
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同姓品侄和奴仆随嫁。《仅礼·婚礼》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谓之媵。”《易·归妹》云：“归妹以品，跛能履，征吉。”认为媵制如同跛脚，尚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实行媵制。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品从之。”又《豳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是说的媵婚。
《诗经》中将“归”字解为“出嫁”的诗约有首。清人王先谦、姚际恒释“公子”为豳公的女儿。诗的大意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进入战国，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媵制随之没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续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遗孑。
妾就是所谓小妻、侧室、偏房。《谷梁传·僖公九年》：“毋为妾为妻。”《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妾一般都是来自身分较低贱的女子，《礼记·坊记·郑笺》云：“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
此外，凡是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也称为妾。《礼记·内则》认为“奔者为妾”。她们遭受社会的歧视，“父母国人皆贱之”。
媵、妾制的产生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它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张革除它。如《易经·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但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更难取得实效。
威斯特马克说过：然而人之欲拥有多妻，非仅基于性的动机，性以外如子孙、富、权威，皆足令其诱惑。且妻之不产，或生女不生男，亦常使男子有另求新配的要求。在东方各国以获得子孙为实行多妻的主要原因。日本纳妾曾由法律认可，其辩则在生育子嗣，继承先人的祭祠。古代兴都人的一夫多妻，似以恐惧无子而死为一要因。而同一动机，依旧在近代兴都人间存在。
许多波斯人迎娶新妻，仅为了初妇之无出，雷因说：“埃及男子对于不幸无出的妻，虽恋情犹浓，不忍割爱，徒以子嗣所关，乃引起重婚的念头。”仅因初期不产，或生女不生男，而承认或实行一夫多妻，实为许多民族的通例。
以上这种情况也是适用于中国古代的。那时，殷商民族是处在一个农业颇为发达，而四邻的敌人又极多的环境之下，他们自然会有多妻的要求，因为多妻可以多子，多子则可以扩张本族的势力，以抗御敌人，同时可以协助农业的生产及襄理家事。
自从周代的宗法家族组织确立之后，子嗣观念更加浓厚，如《诗经·螽斯》就以善生子的螽斯来比喻妇女的美德：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夭》之诗也和《螽斯》相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蒖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就是说，“之子于归”以后，所赖以“宜家室”、“宜家人”的，无非是有花、有实、有叶，而宜能发荣滋长这几个条件罢了。
周代这种子嗣观念的发展，使多妻制度更加确定。以后帝王、贵族、官僚之多妻，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纳妾者，多以子嗣的传祧为借口。例如《白虎通·嫁娶妻》云：“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又云：“卿大夫一妻二者何，尊贤广继嗣也。”
其实，“广继嗣”也许只是个借口，性的目的总是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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