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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脱去厚厚的冬装换上轻盈的夏服的时候了，窗外的树梢上早已披上了新绿，一阵微风吹过，准能闻到丛丛新绿散发出的阵阵清香，它不仅告诉人们季节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更替，也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复苏。每当我看到这些复苏了的、鲜活的、散发着蓬勃朝气的生命时，往往不由自主地想起我高中时的同学阿三。
想阿三并不是因为我跟他私交深厚，而是因为他是我的同学中第四个过早逝去、最让我难忘的高中同学。记得也是这样一个春夏交替的季节，一天晚上，我正在上网，手提电话突然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一个陌生女人的、嘶哑的声音传了过来。天哪！竟然是我多年没有联糸的老同学阿桂。阿桂告诉我：阿三得了肝癌，前几天去省城的大医院做手术，医生把腹腔一打开，发现到处都长满了肿瘤，不得不照原样把腹腔缝上，叫家人把他接了回来，估计他的时日不多了，在家乡的同学都去看了他，只有我们几个远在他乡的同学还不知道。阿桂说如果我不能回去最好能打个电话给阿三，安慰一下，也算是同学一场
我按阿桂给我的电话号码立即给阿三打电话，说的无非是那些活人让即将逝去的人听着
宽心的话，电话那头的阿三却十分镇定，他告诉我，已经动过手术了，这几天好多了。大约过了十多天，阿桂又给我打来电话，说阿三已经走了。我半天缓不过神来，太快了，简直就像是开玩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悄然而逝了。挂上电话，我点上一支烟，静静地坐着，既是为阿三的逝去而伤感，更是为人生无常而懊恼。随着眼前徐徐升起的青烟，我所能记得的阿三的往事也在脑海里连成了一片。
我和阿三是七四届的高中同学。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忱误，我们这一届的年龄都偏大，记得阿三比我大一岁，已经满二十了。一见面阿三就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的，一头浓密的黑发像毛主席的头发一样全部向后梳起，油光发亮纹丝不乱，与我们这些剃短平头的显得格格不入，国字型的脸上总是似笑非笑，一付高深莫测的样子。阿三走起路来不急不慢，四平八稳的，显出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老成与稳重。正是由于他这种与众不同的稳重，第一学期阿三就入了团，第二学期就当上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每当全校学生在大操场上集合开会时，阿三总是站在那个用土堆成的戏台上给我们这些“属猴”的念上一通紧箍咒，他先使劲地干咳几声，然后是一，二，三，四条规定，那派头比我最佩服的陈校长还足，我们背后都叫他“二校长”。
随着“教育回潮”的深入，阿三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一天早饭后，同学们正准备上课，分管教学的陈校长突然通知我们把课桌搬到操场上去，不一会，全年级都按规定的座位就坐了，单人单桌，除了笔和草稿纸什么都不准带，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开始了，三张试卷心须两个小时做完，我们个个身上晒得直冒汗，手心写得直流汗，头上急得直淌汗，有两个人竟考得晕了过去。而“二校长”阿三没到一个小时就交了卷，迈着人那特有的不紧不慢、四平八稳的步子，带着那高深莫测的笑容第一个回到教室。那神情简直比得胜归来的将军还出风头，全场二百多个考生个个都盯着他，就像在给他行注目礼。当场阅卷的分数出来了，阿三竟然得了全年级第一。惊得我、汪六、阿桂这些自认为聪明、好学、成绩好的人目瞪口呆，然而我们心里并不服气，我们更加发奋，更加努力，我们在心里暗暗较劲，一定要超过阿三。不久，我发现老师经常找阿三谈话，连陈校长也找过他好几次，每次谈话回来，阿三脸上虽然仍然是那样的高深莫测，可是经常两手托腮，两眼望天，显得心事很重。上课老师提问，他几次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一次竟把《西门豹治邺》中的“巫婆”读成了“坐婆”，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从这以后同学们都叫阿三“坐婆”。
我们读书的高中在乡上，离家有十、五六里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都要步行回家，星期一再从家中背上一个星期限要吃的米、并从家里拿来母亲用玻璃瓶装好的咸菜。就在阿三当了“坐婆”后不久，星期六下午同学们又照例回家，正巧学校教导主任的女儿小芳和我同路，小芳是我小学时的同学，说话办事象个男生，平时跟我最谈得来，同学们有时开现笑说小芳是我的初恋。其实，我和小芳都是属于那种身已长成而情窦未开的晚熟人。两人一样的没心没肺，每次回家我们要同走十几里的山路，有时走累了还像小时侯一样，硬是缠着要我背。这天我们一路走一路聊，不知不觉聊起了“坐婆”，聊起了他一个小时夺得年级第一的壮举。小芳撇了撇嘴，像吞了个苍蝇似的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阿三那次考试前偷了我爸爸出的试卷，考完试不久我爸爸找他谈话，我在门外听到阿三亲口承认了偷试卷的经过，你没看到那段时间我爸爸经常找阿三谈话吗？你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像你，没心没肺的！”小芳的话使我如梦初醒，心中疑团顿时冰消雪融。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我的这位道貌岸然、深高莫测的阿三同学，不是为了追赶他我也不会下这么大的苦功，学习成绩也不会直线上升，成为全年级数一数二的优等生。“还有你想都想不到的事呢！”小芳见我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走路，赶忙紧走两步抢到我的前面，一边看着我的脸一边倒着往后退说：“他还给小英写情书，说他爱她，约她下晚自习后到学校外的小树林里见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要知道那时的高中生，成绩差点不要紧，要是沾上了这种谈情说爱的桃色新闻，那可就是思想意识上的事了。我几乎是吼着对小芳说：“胡说，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谁瞎说了？他把信夹在小英的作业本里，小英没发现，是我爸爸改作业时发现的，我也看了，不过我爸爸不准我说出去，怕毁了阿三的一生。对了你也不准对别人说，我可只说给你一个人听了的”。我看着小芳那认真的样子，断定她不是说假话，真的是被小芳骂对了，我就是没心没肺，我怎能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位四平八稳、深高莫测的阿三同学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正是因为他的心没有用到学业上，做出那些图表现、偷试卷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从心里觉得阿三很可怜，还没下次到家我就谅解了他，而且从未对人说起阿三的这些尴尬事。
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转眼就结束了，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村子里当起了“地球修理工”，白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晚上数着星星看月亮，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会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和谁主动联糸。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和我们班的二十几个同学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更是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与阿三再见面是在“三十年同学会”上。
同学会是在老家四星级“凤凰宾馆”开的，三十年后再相会，那个亲热劲真是难以表达，握手的、拥抱的，也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抱得紧紧的，脸贴脸，头挨头，半天都舍不得松开，谁也不虚伪，谁都是真心的，眼泪不知不觉流到了脸上也顾不得擦。两天的时间， 你聊完了我聊，我说完了你说，一会是开怀大笑，一会儿是唏嘘叹息，一会儿追忆往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会儿畅叙三十年各自的艰辛历程。从与大家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阿三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不久就和我们年级一个叫荷花的女同学结了婚，改革开放后在镇上做生意，已经是一位拥有一幢五层商场的镇上首富了。
临分别的头一晚，阿三到我房间来找我，他还是那样一付四平八稳的样子，脸上仍然似笑非笑的，三十年的岁月半点也没有磨灭他那付惯有的高深莫测的表情。落坐后，阿三说：“三十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明日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一起去洗个桑拿吧，反正这次同学会的钱都是汪六他们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出的，我们是乡野村夫，去开开洋荤吧！”听了阿三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道怎样回答好。大家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阿三这话的弦外之音我还是能听出来的。说心里话，我是从心里感激汪六他们几个又要筹备，又要出钱的老同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欢聚的机会，这次相聚就有三个同学永远都有刚刚见不到了，三十年后还能有多少同学再相聚呢？我婉言谢绝了阿三，并礼貌地把他送出了房间。
晚上三点多钟，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打开门一看是阿桂，她是这次同学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我赶紧叫她进屋，阿桂告诉我，阿三约了三个农村的同学去洗桑拿，用了四千多块钱不愿买单，阿三叫我送钱去取人。等到我和阿桂送钱买完单，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依依不舍地和同学们告别，踏上了南下的归途。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去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开车回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一些要好的同学知道后又聚到了一起，酒足饭饱之后又聊起了阿三，小芳告诉我，在阿三弥留之际，他老婆荷花问他还有什么心愿，阿三说他想最后见一见小英。荷花为了满足丈夫的最后心愿，赶紧给阿桂打电话，叫她发动所有同学帮忙找小英的电话和住址，当阿桂风尘仆仆赶到省城找到小英说明来意时，小英却怎能么也不肯来见阿三，两天后，阿三带着终生的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返程时，我特地开车经过阿三住的小镇，商场依然矗立在路边，而阿三却再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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